1996年，诺贝尔文学奖的桂冠降临，辛波斯卡平静的生活被骤然打破，电话甚至在夜间也响个不停。年轻的米哈乌·鲁西内克前来应聘秘书一职，他客气地要了一把剪刀，剪断了电话线——就这样，他成为辛波斯卡贴心的陪伴者，直至她生命的最后时刻。这段生命经历，被鲁西内克以文字的形式记录下来，写进《非比寻常：回忆辛波斯卡》一书中，中译本由群岛图书和中信出版联合出版。
2025年10月，米哈乌·鲁西内克从波兰来到了中国，和北京外国语大学欧洲语言文化学院副教授李怡楠、文化评论者尹萌美，及本书主要译者茅银辉、诗人兼作家黄礼孩分别在北京和广州展开了两场对话。
辛波斯卡与鲁西内克：生命情谊从剪断电话线开始
鲁西内克回忆当初在收到工作邀请时，他第一时间陷入了恐慌状态，因为“很难想象诺贝尔奖得主的秘书的工作会是怎样的”。他与辛波斯卡故事开始的地方，正是在秘书面试那天，1996年。当时辛波斯卡刚获得诺奖，很多陌生电话不分昼夜地在家中响起，让辛波斯卡夜不能寐。当面试时聊到这个问题，鲁西内克回忆，“我问到你家里有剪刀吗？辛波斯卡说有啊，我拿过剪刀什么也没说就把电话线给剪掉了。辛波斯卡惊呼你真是个天才，你真是太机灵了，你已经被雇用了”。
有些人认为对一个作家来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是一种“死亡之吻”，但是，对于辛波斯卡而言，鲁西内克则认为“诺奖让辛波斯卡变成了一个在黑暗之中沉默的人”。1996年她获奖时，在波兰的语境中还没有出现过所谓“名人”的名词，某种意义上来说，她在那个时候，成为一个“名人”。对辛波斯卡这样个性上偏爱孤独、比较注重个人生活和隐私的人来说，这是一个挺大的挑战，“并且她在得知的最初，甚至认真考虑过是否要拒绝领奖”。最后她还是下定决心去领奖，因为她觉得这个奖项不仅是授予她，而是授予整个波兰的诗歌和文学。
对一个诗人而言，在创作过程中的“匿名性”和“不为人所知”的特性尤其重要。辛波斯卡获奖后，频繁地出国旅行，鲁西内克认为是她强烈需要回归到匿名的状态。
长达十五年的工作相处中，最难的问题是“语言风格”，但从未发生过“真正的冲突”
文化评论者尹萌美则震惊于书中所描写的秘书的工作量与琐碎程度，尤其共同工作相处长达十五年，并且在两者间建立了“拒绝的诗学”。对于两者间工作默契的建立，鲁西内克坦言在担任辛波斯卡秘书的十五年期间，最大的问题是“语言风格问题”。作为辛波斯卡的“第一秘书”，他们花了一段时间才找到共同的语言风格，鲁西内克“需要在尽量保持语言的优雅的同时又不失一种欢脱的状态”，代替辛波斯卡回复一些邀约。
当被问及两者在工作中是否有过“真正的冲突时刻”时，鲁西内克回答说“我可以确认，绝对没有发生过”。在他的眼中，辛波斯卡对待世界有一种独特的方式，她会把所有事情都转化为一种笑话、笑谈，她的幽默感在某种意义上是她和世界达成连接、产生交流的一种方式，在某种意义上这也是她自我保护的方式。
2011年辛波斯卡离世，鲁西内克说刚去世时他没有特别强烈的哀悼情绪：“我和她的关系是非常纯粹的工作、同事关系，我写这本书的初衷是为我自己而写的，这本书是我对和她共同回忆的记录。直到我在书的修改过程中，回忆起很多细致的点滴，我才突然感受到那种特别强烈的哀痛。”
碎片化的叙事方式正是这部回忆录的魅力所在
李怡楠曾译过辛波斯卡的文学信札，她第一次接触辛波斯卡是因为电影《向左走，向右走》——先是漫画家几米根据辛波斯卡的《一见钟情》画了漫画，再被改编成的电影。令李怡楠感受较为强烈的是，虽然在她翻译辛波斯卡书信札时，就从语言里看到了一个完全不一样的诗人，但是，诗人在智慧之外的“毒舌、幽默”仍超出了她的印象。
《非比寻常》的写作方式，在李怡楠看来“碎片化的叙事方式正是这部回忆录的魅力所在”，因为一个人在回忆往事的时候，一定不会是像线性叙事的小说一样构建好了一切，有的时候思绪会再回来，它是一个非常真实自然的思绪流动的过程。这种写作方式在21世纪波兰作家身上尤其突出，包括她所翻译的奥尔加·托卡尔丘克。鲁西内克承认，作为语言学研究者，他在思考如何创作、用什么样的语言写这本书时花了不少精力。他希望读者以阅读逸闻趣事的方式看到一个更为丰满的辛波斯卡。
《希姆博尔斯卡信札：写给文学爱好者的信》是辛波斯卡获得诺奖之后的第一批作品，作为译者，李怡楠坦言“幽默让我翻译得非常痛苦”，她称之为辛波斯卡式幽默。这本信札是收录的杂志专栏，回答读者尤其是文学爱好者的来信。她用了很多我认为对中国读者来说不那么容易理解的一种幽默的方式。比如，波兰语是语法很严谨的语言，她对投稿的青年人说：“我们进行文学创作，但不能不注重语法……至于语法严谨有什么妙方我没有想到，但我给你开个方子吧，你回家后服用波兰语语法，一天三次。”她这样来表达自己的劝诫或者建议。
鲁西内克认为辛波斯卡的创作态度是“手工匠人般的”，是一个活计，一个手工活儿。她创作诗歌会采取不同的形式，但辛波斯卡会梦到诗。或许不是整首诗，有时是一两行诗句或一两个韵脚，长短不一，她会把梦到的内容记在枕边的一个黑色笔记本里。诗人黄礼孩则认为波斯卡找到的写作道路既像杂技演员般有非常高超的写作技巧，又能把日常通过反讽手段带给读者，这既不同于米沃什非常沉重的写作，也不像（兹比格涅夫·）赫贝特带有英雄主义的书写。
2005年，辛波斯卡与鲁西内克
《非比寻常》为我们塑造了一个完整的辛波斯卡
谈及与鲁西内克先生和《非比寻常》这部作品的缘分，作为译者团队主导者、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教授的茅银辉坦言这部作品的“翻译和出版的旅程也是非比寻常”。与鲁西内克先生结缘要追溯到2019年，因与广州图书馆文化合作项目，茅银辉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向鲁西内克发送了邀请信件，在当年的12月成行，所以，“他第一次来中国就是到达广州。也是在那次活动中，鲁西内克先生提到刚写完与辛波斯卡交往经历的书，也非常希望由我来翻译”。
茅银辉坦言，在未翻译《非比寻常》之前，她对辛波斯卡的印象，停留在诗歌的层面：理性、平静、富含哲理。通过翻译这部作品，她感受到了一个可爱、鲜活、幽默的辛波斯卡，比如小女孩拽掉桌布也可以被创作出一首诗，从小事上引出对生命和人性的思考。
文本的翻译，在译者常用的“异化”和“归化”两种处理方式中，为符合中国读者的阅读和思维习惯，茅银辉采用了“归化”的处理。比如原文直译为“我是一只猫，被抚摸致死”这句简短但失去了作者的调侃之意和诙谐色彩，因此，译者最终译为“我是一只猫，快要被抚摸致死了”。最终的目的，茅银辉强调，“文学的翻译还是一种情感和温度的传递。通过鲁西内克的文字，我们能更好地感受到辛波斯卡对待生活的态度，低调、幽默、笑看人生，始终以一种平静的目光去看待世界的荒谬和奇迹，充满了对世界的善意，这也是作为译者应该传递给中国读者的。”
因此，她认为这部作品非常有价值的地方，就是“它为我们塑造了一个完整的辛波斯卡，既有生活的一面，也有富有哲思的一面，如同从两个不同角度，射入同一个灵魂的两道光。”
活动最后，鲁西内克还向读者推荐了阅读辛波斯卡的理由。他认为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图像的时代，图像好像比文字更重要，《非比寻常》除了文字以外，还有很多辛波斯卡的拼贴画和插画，可以只看画。阅读这本书可以视为对辛波斯卡的第一次接触，认识她是怎么样的人，认识她的作品尤其是讽刺手法的一个开始。译者茅银辉则向读者推荐了电影《向左走，向右走》，它是根据辛波斯卡的《一见钟情》这首诗创作的，她认为也许读者会从一部电影开始爱上一个作家，爱上她的诗。
文/北京青年报记者 韩世容
编辑/李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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